配资杠杆10倍 来悼念黄旭华的老人们
新华社北京2月14日电 2月14日,《新华每日电讯》开设“新华走笔”专栏配资杠杆10倍，刊发新华社记者的行思录。专栏发表记者宋立崑撰写的文章《来悼念黄旭华的老人们》。
2月6日，中国第一代核潜艇工程总设计师黄旭华院士与世长辞。“卅载呕心研潜艇深海蛟龙惊世界，一生矢志卫海疆大国重器铸功勋”，挽联无声地勾勒了他默默无闻，却又惊天动地的一生。
接下来几日，人们不顾凛冽的寒风，从四面八方赶来黄老生前工作的研究所、殡仪馆，送他最后一程。人群中，不乏头发花白的老人。他们有的拒绝工作人员搀扶，坚持自己颤颤巍巍走上长长的台阶；有的坐在轮椅上，请身边的人把他们抬上去；有的不仅自己来，还带来了子孙……他们操着天南地北的口音，不时向旁人讲述自己与黄旭华的往事。
“20世纪60年代，黄老带着我们在基地做试验，我当时负责整理潜艇图纸。”第七一九研究所退休职工胡天福出生于1942年，谈起工作，只能断断续续回忆出些许片段，“我们只是做好了手头的事，能跟着黄老造出核潜艇，这辈子非常值得。”
采访近10位第七一九研究所退休职工，发现他们大多出生于20世纪40年代，在“核潜艇，一万年也要搞出来”的号召下，一毕业就加入了研究队伍。他们都曾拖家带口，多次跟随黄旭华和研究所跨省搬迁，一干就是半个多世纪。谈起当年的功勋，好几个老人用一句“专业对口，国家需要”，就概括了一辈子的事业。
有研究所工作人员解释说，在几十年如一日的秘密工作中，许多人跟黄旭华一样，从未对本部门以外的人，谈起过自己的工作。同时，建造大国重器，每个人的分工专业而具体，公式和数据占据了许多精力。每个人的贡献毋庸置疑，却很难说出媒体想要的故事。“也许，工作之外，会有更多共同记忆。”
果然，谈起生活中的黄旭华，老人们打开了话匣子。
第七一九所退休职工黄忠宝是上海人，与黄旭华共事了近60年。他告诉记者，最艰苦的时候，研究人员每月只有2斤大米和2斤面粉，其余都是粗粮。由于驻扎在海边，气候潮湿，稍不注意粮食就会发霉。所以，包括黄旭华在内的研究人员，总是抓住出差或探亲的机会，想方设法买一些细粮背回来。“自己舍不得吃，都给孩子们吃了。”说罢，他从吊唁大厅走出，又回头深深望向黄旭华遗像的方向，随后戴上灰色贝雷帽，缓缓走下台阶。
黄旭华生前办公室的玻璃板下，压着一张2008年他指挥大家合唱的照片，这是他最喜欢的照片之一。许多老人记得，他热爱生活、多才多艺、浪漫乐观，歌声非常有感染力。
今年81岁的第七一九研究所退休职工曹志荣对黄旭华“海边的歌声”记忆犹新。
原来，研究所驻扎在海边时，离当时的职工宿舍足有10公里远。那时公共交通不发达，很多时候下班后，他们不得不结队从海边走回宿舍。
“海边的砂石路只有一米多宽，而且很磨脚，我们迎着风沙走，一年要磨破好几双鞋。”曹志荣说，时年40多岁的黄旭华看大家走得寂寞，就带领这群当时只有20多岁的小伙子唱歌，最常唱的歌曲是《我们走在大路上》，“歌词里写，我们走在大路上，意气风发斗志昂扬。毛主席领导革命队伍，披荆斩棘奔向前方……唱着歌，总是不知不觉就走到了。”
第七一九研究所于20世纪70年代末秘密迁至武汉。在举办吊唁仪式的大楼侧面，是研究所的家属区。一眼望去，都是整齐的六层小楼。听老人们说，多数宿舍楼在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才逐渐完工。如今，许多楼栋外墙老化，露出些许斑驳，在繁华的城市中显得愈发不起眼。
或因身体原因，一些没能到场吊唁的老人，静静地在阳台上望着吊唁大厅。每隔一段时间，寒风会把其中一些老人“赶”回房间。过一会儿，他们就又出现在阳台。记者注意到，一位住在五楼、身穿红色棉袄的奶奶，将一面插在了晾衣架上，眼中满是哀伤和不舍。
在吊唁大厅外，看到一个特殊的花圈，敬献人一栏写着“中国老五届大学生联合会”。查阅资料得知，“老五届”是指1961年至1965年入学的大学生。花圈倚靠在外墙上，不知寄托着多少前辈的哀思。
老同事们缅怀黄旭华，不仅是在怀念曾经的领导、同事，也是在追忆那段激情岁月，那是燃烧的青春，更是不朽的事业。